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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好，让我们走进这镶满墓志铭的窑室，诵读这些千年前古人留给我们的语言，回顾和重温历史吧。隋朝末年，由于炀帝残暴统治及不断发生对外战争，致使民不聊生，纷纷揭竿而起，甚至连上层官僚也随之举兵反隋，这种情况在藏志中均有所反映。如位于二号室的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长孙仁墓志中即载有杨玄感在黎阳（今河南浚县境）督运国粮时起兵反隋，率众十余万进逼洛阳，以及后来在三崤（今河南洛宁县西北）地区活动的情况；又如位于三号天井的长寿二年（公元693年）陈察墓志也载有：“薛举称兵，县人杨洛翻城相应”。这些记载均可补两唐书之阙。
大业十四年（公元618年）炀帝死，王世充于洛阳拥杨侗为帝，次年又废杨侗自称皇帝，国号“郑”。位于一号天井南墙的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屈突通墓志记载了唐太宗与屈突通征讨王世充一事。大家知道，屈突通是历仕三朝即北周、隋、唐的人物，正是这位屈突通，在隋朝末年，反戈一击，辅佐李渊、李世民父子为建立大唐江山立下了汗马功劳，成了大唐开国功臣，后来被“图形凌烟阁”，即画像于凌烟阁中，与其它二十多位李唐功勋大臣一起被载入史册。屈突通墓志为我们了解这段历史提供了详细的记录。又《新唐书。王世充传》载：王世充踞洛期间，百姓饱受祸酷，“世充粮且尽，人相食，以至水汩泥去砾，取浮土糅米屑为饼。民病肿股弱，相藉倚道上”。此种惨景，位于六号室的永徽五年（公元654年）盖赞妻孙光墓志中亦有类似记载：“隋末土崩，洛中云扰。米遂腾跃，斗至十千。顿踣于是成行，骨肉不能相救。夫人偶逢弃子歧路呱然，哀而鞠之。”所记正与唐书相吻。
武则天执政期间，曾用周兴、来俊臣等酷吏，枉杀无辜。他们罗织罪名，借以打击士族地主及对武则天不满的唐朝宗室旧臣，以致许多人蒙冤受屈，死于非命。位于一天井的长安三年（公元703年）程思义墓志及位于二号室的开元九年（公元723年）贺兰务温墓志中，都记载有当时酷吏严刑逼供，株连无辜的骇人听闻事件。请大家来看程思义墓志的这段文字：“当时杨豫作逆，妖氛未殄，王侯将相，连头下狱，伤痍诛斩，不可胜数。周兴荣贯廷尉、业擅生杀……公卿侧足，行路掩首。时有吴王子琨作牧江右，来俊臣密树朋党，远加组织，令君推问，冀陷诛死……”也就是说，当时任大理寺正，即高级法院法官的程思义接到来俊臣的命令，让他捏造罪名，置李琨于死地，可是程思义“宁失不经，志重平反”，招致了来俊臣的不满，反而被以莫须有的罪名，贬为兖州龚业县令十余年，后来又遭诽谤诬陷，“久陷囹圄，横加拷察，死于非命。”再如位于千唐志斋长廊右首的开元十一年（公元723年）崔泰之墓志则记载了宰相张柬之等人发动政变，迫使武则天传位中宗的经过，而董怀义、钟绍京妻许氏、王崇礼、白知礼、李怀等人墓志又记载了韦后与其女安乐公主合谋鸩死中宗、立李重茂为帝，以及后来李隆基带兵入宫，杀韦后等拥李旦为帝的一连串宫廷政变。如董怀义志曰：“逆贼马秦客，潜行鸩毒，中宗暴崩，韦氏称制，奸人掌营卫，凶戚居要津，公翊戴皇帝，斩关通禁，数刻之间，尽殪凶丑。”这些墓志所载史实皆可证唐书，对我们了解武氏执政前后风云变幻的政治斗争，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尤其是位于三号室西壁的董怀义墓志向我们描述了志主挺枪跃马，斩关通禁，杀入宫中，铲除逆党的战斗经过，读着这些碑文，我们仿佛“一步走入历史，转眼即成古人”，千年旧事，风烟再起，人喊马嘶，声声入耳。
千唐志斋藏志中关于安史之乱亦不乏记载。如贞云十三年（公元797年）臧晔墓志记载了唐官军与安禄山叛军交战于潼关的情景；又如五号室圣武元年（公元756年）洛阳圣武观女道士马凌虚墓志，则使我们看到这个“光彩可鉴、芬芳若兰”的女道士如何“未盈一旬，不疾而殁”死于安禄山幕僚之手的悲惨遭遇。圣武观原名开元观，安禄山暴兵入洛，建元“圣武”，观亦被迫改名，马凌虚“禀于天与，度于师资，鲜肤秀质，环意蕙心，挥弦而鹤舞，有七盘长袖之能，吹竹而龙吟，有三日遗音之妙”，被誉为绝色佳人，声名遐迩，但是正应了自古“红颜薄命”之说，被安禄山幕僚独孤问俗抢去，不堪凌辱，死于非命，黄冠淑女，香消玉殒，而安禄山另一高级幕僚李史鱼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为马凌虚撰写了这方墓志铭，闪烁其辞，吞吐遮掩，说马凌虚“不知其所之，将欲问苍 ”，醉翁之意，昭然若揭。而位于二号室大历四年（公元769年）元真墓志又向我们显示出安史之乱给人民带来的极大灾难，“贼臣思明再侵京邑，纵暴豺虎，毒虐人神，丘垅遂平，失其所处”。百姓生不得安宁，死不得葬所，致使元真死后只得“权厝于县（河阴县）佛果寺果园内”。
前面我们在三号室看到的贞元十三年（公元797年）臧晔墓志还记载了安史之乱后，藩镇拥兵割据，战乱迭起，严重威胁着唐王朝统治的情况，志曰：“有逆臣朱 入长安，万乘惊出至奉天。”这就印证了建中四年（公元783年）长安失陷，德宗狼狈出逃的史实。志中还叙述到臧晔之子昌裔在保护德宗时“频中刀箭，流血毁形”的激烈场面。因为昌裔在解困德宗时身先士卒，战功卓著，后来被德宗授定难功臣加定远将军 ，食邑三千户于广东东莞县，遂为广东东莞人，今东莞仍有臧姓，即唐臧晔之后裔。此外，从千唐志斋所藏唐嗣曹王李皋、陈皆、崔弘礼等人墓志所记载的事实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来琐、梁崇义、李希烈等人的叛乱活动以及官军平叛的情况。
说千唐志斋是一部石刻唐书，是这些志石上记载了唐代三百年间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方面的大量史实，这些史实的详细情况已被历史的风烟所湮没，仅有的史籍仅述其大概，对于历史的记述，史书是竖向的，粗略的，而墓志铭对这些事实的记述则是横向的、详细的。这些唐人穿越千余年时光的隧道，再现在我们面前，使我们如见其人，如临其境，与我们智慧的祖先对话，使我们以史为鉴，感悟过去，启迪未来。所以说，千唐志斋又是一部百科全书，有兴趣的朋友不妨看一下对唐代农民起义的记述，这方圣历二年（公元699年）崔玄籍墓志记载了永徽四年（公元653年）睦州（今浙江建德）女英雄陈硕真为首的反对酷吏、豪强压迫的农民起义；这方天宝三年（公元744年）裴镐墓志则记载了当年在永嘉郡（今浙江温州）发生的“海盗”起义事件；这方贞元十五年（公元799年）嗣曹王李皋墓志与贞元二十年（公元804年）陈皆墓志都记载了他们参与镇压袁晁起义的情况，这些记载都为史籍提供了难得的佐证，对我们了解唐中期以后农民起义活动的范围、规模以及被镇压的情况大有裨助。在五号室崔玄籍墓志左上方的这方墓志主人为高玄，高玄为辽东三韩人（即南韩人），其祖父曾为平壤刺史，后其随泉南生来唐，并入仕，卒葬洛阳北邙，这方墓志对于了解唐代的外交及用人制度非常有趣，各位不妨仔细一看。
从这些藏志中，还可以看到唐代官府对盐、茶、酒实行专卖和均田制日益解体的情况。如位于八号室的大中五年（公元851年）孙公义墓志中，记载了会昌年间睦州一带经济萧条、土地荒芜、人民流离失所的景象，以及孙公义针对时弊、力倡农耕、推行新税制，减轻农民负担，促进当地农业发展的措施。另外，位于三号室的圣历二年（公元699年）的王德表墓志、位于五号室的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裴同墓志、位于三号室的天宝四年（公元745年）和守阳墓志、位于三号天井的锦州刺史赵洁墓志都分别记述了唐王朝与我国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同地方政权之间存在的矛盾与纠纷，也记载了大量彼此友好往来的事实。再如开元九年（公元721年）张尊师墓志，开元六年（公元718年）侯敬忠墓志中还可以看到唐代佛、道两教广泛流行及彼此相此消长的斗争情况。如果读者有心了解唐代士族门阀势力的兴衰，姓氏的渊源、地名的变更、以及自然、交通的情况，也不难从这些墓志中略窥端倪。综上所述，千唐志斋藏志对我们了解有唐一代三百年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情况均有其重要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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